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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10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五十多年前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经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 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五十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德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注1〕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缪主办的《战斗报》首页的底部,都印有一个代表加缪道德立场的信条,“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加缪指出,“如果我们赞同‘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视恐怖为合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才会被当作一种原则。”加缪拒绝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绝对哲学”。斯大林主义辩称,“为几亿人的幸福,几十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加缪强烈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坚持认为,人类必须要有价值标准,否则不可能对以历史名义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断。加缪针对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暴力冲突危险,提出了他的道德乌托邦:“一个谋杀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这个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弃一切革命。加缪还指出,不让革命发生,靠的是世界的统一和国际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中,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可能有可以独立运作的政策。”将国内政治限制在“行政问题”的范围,而用和平运动来营造国际社会契约,这是“拒绝谎言和谋杀的当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在反对冷战暴力冲突的同时,加缪力图在当时“亲共”和“反共”的知识分子对立立场之外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注2〕加缪反对的不是共产政治本身,而是共产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他“干净之手”的一贯主张。
在加缪发表第一封致德国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样是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一剧首度上演。在这个剧中,萨特也呈现了他对政治暴力的思考。剧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动摇的决心杀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对阿哥斯城邦的过客变为参与者。俄瑞斯忒斯弄脏了自己的手。他对生命意义的轻和重弃取分明,弃的是不思不行的轻,取的是自由选择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选择、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无后果承担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是因自行选择而必须负责后果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让人可以飘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种自由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当下的现实选择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萨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萨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承认现实没有明晰道义经纬的生活态度。
1948年,就在加缪提出“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谴责共产暴力后不到两年,萨特的《肮脏的手》上演了。这个剧再次把政治暴力(脏手)和现实介入放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脏手》和《苍蝇》既有联系,又有极大的不同。《苍蝇》的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古代希腊,《脏手》则发生在一个与1944年的匈牙利极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亚的东欧国家。1945年,德国军队在伊国节节败退,二次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不到一年,步步进逼的苏联军队就会占领伊国。伊国的三个政党正在展开角力,应付时局的变化。一个是亲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与轴心国合作。另一个是卡斯基的民族党,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再一个就是由路易和贺德雷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贺德雷提议,苏军一进入伊国,他们的党就应当与亲王和卡斯基共同执政。贺德雷认为,苏军占领伊国,必然在伊国引起民愤,所以,和莫斯科有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联合政府中仅为少数政党,便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妥协投降,出卖党的利益。
雨果是路易的追随者,他痛恨贺德雷阴谋破坏党的纯洁目标。雨果曾为这个纯洁的目标而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对党诚实忠心,他表示:“我对(党)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注3〕路易交给雨果一个任务,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取得贺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杀死贺德雷。雨果刺杀贺德雷的最大困难是他对贺德雷日益增进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贺德雷,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雨果杀死贺德雷后,党的领导认为雨果长期接触贺德雷,思想受到腐蚀,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须将其消灭。雨果在革命同志奥尔加处藏身,党派来的杀手就埋伏在门外。奥尔加听了雨果的陈述,愿意向党证明雨果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奥尔加还告诉雨果,党的路线已经变了,党已经在执行与亲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线。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毅然打开大门,走向埋伏在外的杀手。
《脏手》受到法共的严厉指责。路易和贺德雷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一个极端强调绝对服从的列宁式政党。这个剧涉及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行为特征。例如,暗杀贺德雷与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认为,“贺德雷是一个叛徒。”这显然是在陈述斯大林式的敌我观: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背叛革命,“象贺德雷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成为铁托或葛穆尔卡,运气不好,就成了纳吉或托洛斯基。”〔注4〕
《脏手》尽管会引起种种共产党所作所为的联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产党专制为目的的剧。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剧。其中关键在于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体,不能不与“组织”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由行为因为与组织有染,不能不成为一种弄脏手的行为。
《脏手》一剧中,知识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为是为纯洁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须以执行一项肮脏的政治谋杀来证明自己的纯洁理想。无论雨果怎样努力争取表现,组织纪律严密的党都不可能信任他。在党组织领导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注5〕坚定的革命同志奥尔加认为,只要管好了,知识分子对党还是有用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注6〕
雨果自以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绝对忠诚。他真诚地规劝党的领导同志贺德雷:“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因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注7〕
贺德雷觉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诉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干革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弄脏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注8〕
贺德雷是《脏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仅对事业极为执着,而且为人热情,关心他人,率直诚实,灵活变通,有历史眼光。贺德雷不教条,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道德代价。他知道,为社会主义奋斗,其实不是为了让人保持灵魂的纯洁高尚,而是一件必然会弄脏手的事情。贺德雷总是把别人当个人对待,凡事都能替别人设身处地。他是一个小写 “c”的党领导,并不伟大、光荣、正确。他最终被暗杀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那种能够久存于党内的人物。
贺德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反映在萨特和加缪两人对《脏手》一剧的不同看法上。萨特曾记叙道,“加缪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当时尚未读过剧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戏非常好,但有一个情节我不赞成。为什么雨果说,我爱人们,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贺德雷答道,我爱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照我看,正应当相反才是。’也就是说,加缪真的是认为,雨果按人们现在是什么去爱他们,因为雨果不愿对他们撒谎,而贺德雷则正好相反。在加缪眼中,贺德雷是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贺德雷以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来评价现实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义去欺骗他们。这恰恰与我要表达的(人物)意义相反。”〔注9〕加缪同情雨果,萨特则同情贺德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典型的“党内同志”路易。他们都不认同路易的革命逻辑,按照那种逻辑,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萨特把贺德雷和雨果都写得相当复杂,有血有肉。这两个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都相当有说服力,给观众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共产主义:在批判和纪律之间
《脏手》是萨特从哲学政治转化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共对待《脏手》的态度也同样成为萨特与法共紧张关系的标志。1948年4月2日,萨特在接受记者波罗.卡里索采访时指出了该剧的意义所在:“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我在他身上体现了我自己,那就错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象雨果这样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党,而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利用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注10〕萨特在谈到他和法共的关系时说,“我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批判的‘同路人’。……处于批判与纪律之间的紧张状态正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况。我想这种人今后在党内应有他们的地位。”〔注11〕“批判”和“纪律”确实是知识分子能否与列宁式政党合作,能否在“集体意志”中保存独立意识的关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选择脱党或者入党,都与他们在批判或纪律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有关。
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二次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注12〕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是象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象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象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注13〕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注14〕
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注15〕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着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肮脏的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注16〕
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肮脏的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肮脏的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注17〕
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注18〕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注19〕
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注20〕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注21〕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三十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它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注22〕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注23〕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注24〕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注25〕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注26〕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注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着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注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注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凯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注30〕
加缪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间加以选择。在加缪看来,这二者都是“投降”行为,前者被动接受“革命破坏”的历史必然,后者则因厌弃非正义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缪指出,在极端的反叛和极端的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绝对意义上才存在。它们都先假定这个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衷变通之道。” 〔注31〕在道德上绝对自以为是和在道德上全无原则都会造成对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衷的革命行动,应当体现对(真理)相对性的积极认同。”〔注32〕人类的未来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绝对正确的主义来预测,“任何历史事业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险。既然是冒险,也就不能拿来证明任何……绝对的立场必定完全正确。”〔注33〕
加缪反对暴力,但并不接受绝对反暴力的立场。加缪指出,暴力“造成(人际)交流的破裂,”将人们陷入无以自拔的对立。暴力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冤相报,把自己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一种万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缪也看到,凡有社会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看到制度暴力的存在,不是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学会如何去限制它,尽量减少它对制度中人的伤害。在对待其它暴力时,加缪也持非常审慎,但不绝对反对的态度,“暴力只能是与别的暴力形式战斗的极端界限,例如在起义的时候。”〔注34〕。这种对待暴力的态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实践中随时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极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这一极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须由自己,而不是某个革命组织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加缪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决不孤独的。然而,这样的反叛者是公民社会中‘自我造就’的成员,不是谋求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成员。”〔注35〕
三.阿尔及利亚:天真的人道和激进的正义
阿尔及利亚于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形成被称为“黑脚”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体,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1924年组织的“北非之星运动”,后改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继而又改称“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则主张与法国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这一运动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赛里夫(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说受难者多达一万人)。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加缪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于1937年和1945年以记者的身份两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
1939年6月,加缪在《共和阿尔及利亚》上发表题为共为十一篇的一组文章,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呼吁关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正义要求。〔注36〕加缪强调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国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场比当时最开明的法国政治家都更体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注37〕加缪强烈批评法国殖民当局的高压手段,他认为,“消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造成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国)非正义。”加缪在战后再一次坚持了这一立场。1944年10月13日,加缪在给《战斗报》撰写的社论中提出应当给法属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权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战时与法国人民同生共死,就理应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他强调,法国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给法国人以正义,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国中宽恕(对殖民地人民的)非正义。”〔注38〕加缪所坚持的是在同一正义原则下,法国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处。
1945年,赛里夫事件以后,法国保守力量大肆鼓吹报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一组文章(6篇),把阿拉伯极端暴力归咎于法国政策的失败。加缪坚持认为,法国的暴力镇压只会引起阿尔及利亚更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4年从“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绝一切改革计划,要求彻底独立,以伊斯兰原则“恢复阿尔及利亚主权、民主和社会国家。”〔注39〕加缪则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同时批评法国殖民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必须“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热,”即使社会冲突在所难免,也必须以人道价值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冲突。〔注40〕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说到底,(加缪)没有能弄懂从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暴动,……加缪真的是落后于形势了。”〔注41〕
加缪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1954年,加缪给《快报》(L’Express,先为周刊,后为日报)写过3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这是加缪第三次以记者的身份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1939年和1945年,加缪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表现出超前的道德勇气。1954年的加缪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发生后,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说它不合时宜,是因为加缪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1956年,游击队已经从6千增加到2万,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注42〕
1958年,加缪再次强调了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这种温和的人道思想已经对日益加剧的暴力升级完全失去了影响,他宣布“不再介入这一无休无止的论战,这种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只是使对立的观点越加顽固,使仇恨和派别毒化的分裂更加扩大。”〔注43〕他明确地表示对法帝国主义行径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义的厌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支持它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都坚持,暴力手段是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合理手段。加缪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的尺度,”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他把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看得比这种正义更为重要。〔注44〕
1958年,加缪打破了两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的独立。在反帝反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势不可挡的正义事业的1958年,加缪的立场已经完全落伍了。他为自己立场提出的三点理由(阿尔及利亚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无法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受“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煽动)更是一些在绝望中勉强提出的理由。但是,在这些绝望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为显现出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许多前殖民地的独立一样,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却没能就此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新独立国家常见的专制政治、经济落后、社会腐败、甚至种族残杀,都没有能随着“民族解放”而得到解决。殖民地人民从一种暴政中解放出来,几乎立即陷入另一种暴政之中。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亢奋消散之后,现实的痛苦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和平协商、反暴力、反恐怖、保护生命和民主政治。
1956年,就在加缪最后一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候,萨特对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萨特对待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成为他在以后十年间对“第三世界”解放事业激进左派立场的先声。萨特在1956年3、4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制度》,文中的观点几乎都是针对加缪在《快报》上那些文章的。萨特断然拒绝了冲突不应伤及平民,不同群属平民应休战协商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百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些(法国)定居者的子孙们,他们由殖民主义所塑造,按照殖民制度的原则思想、说话和行动。”种族主义渗透到他们心里,他们“把阿尔及利亚人当次等人。”法殖民地居民的法国人是少数,“他们要站住脚,唯有依靠武力。”因此,“殖民地居民(法国人)无谓好或坏,殖民地居民就是殖民地居民(全都一个样)。”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从残酷的现实学会了暴力斗争手段,“殖民地定居者造就了他们自己的对手。他们甚至让那些犹豫不定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看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注45〕
萨特嘲笑象加缪那样呼吁“改革”的人们,称他们为“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注46〕“软心肠”指的是反对暴力,“现实主义”是大致维持现状。萨特指责他们“(至今)依然相信可以把殖民制度管理得更好一些。”〔注47〕加缪寻求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萨特称这种“调解式”解决方案是“改良主义的神话”。加缪建议殖民主义制度不应伤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萨特主张阿尔及利亚只有在“反抗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人格。〔注48〕加缪希望立即通过经济改革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坚持应当立即先废止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谁真的同情阿尔及利亚,谁就不要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更人性化,谁就必须“帮助它迅速灭亡”。萨特认为,阿尔及利亚要改革,那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的事,法国人应当与阿尔及利亚人并肩战斗,“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暴政中解放出来。”〔注49〕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萨特成为这一时期在西方为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大声呐喊的知识分子领袖。
萨特所认识的那种“正义事业”暴力至今仍是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暴力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的外在力量,暴力本身是这个世界的许多体制和结构的一部分。在他与加缪决裂前就开始写作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书中,萨特就已经开始重视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问题。1956年当萨特关注殖民主义问题时,他更加强调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他和加缪看法分歧的关键之一。萨特对暴力最集中的阐述则是在给法农的《天下的可怜人》一书的前言中。这时候 加缪已经去世,但他仍然以萨特的对立面而活在当时法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萨特要求法农的读者进入一个加缪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的他者世界,“欧洲人,你们必须打开这本书,走进去。在黑暗中走几步以后,你们就看到一群围火而坐的陌生人。再走近一些,侧耳倾听吧,他们正在讨论你们的命运,讨论如何对付你们的贸易中心和保护它们的雇佣兵。”〔注50〕
萨特要求所有的法国人不要象加缪那样撇清自己在殖民制度中的一份罪过,“不错,你不是殖民地定居者,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殖民地的开疆辟土者是属于你的,你把他们送去海外,是他们使你富有。”〔注51〕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暴力。萨特写道,“殖民地的暴力不只是把被奴役者拒之门外,而是要把他们变成非人。(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消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代替他们的语言,摧毁他们的文化,但不给他们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注52〕殖民把被殖民者陷入左右无法求生存的困境:“他若反抗就把他杀死,他若屈服,则自我羞辱,从此不再是人。耻辱和恐惧分裂了他的人格,使他的内心自我崩溃。”殖民移居者的暴力造就了反抗的暴力,“法农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可压抑的暴力并不是喧哗与骚动,野蛮人的起义并非出于本能,甚至也不是出于怨愤。这是人在造就他自己。我想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前知道,现在却已忘记的真理,那就是,文雅不能消除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才可以消灭这些痕迹。”〔注53〕
萨特高度赞扬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暴力,称它的作用是在“折磨和死亡”之外发现人性,营造一种“更高品质的不同的人。”萨特对暴力的赞扬是针对十五年前加缪的“既不方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而发出。他说,“非暴力的信徒们也在说,他们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很好。当你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和你们的兄弟无怨无悔地参加军队,进行种族屠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一定毫无疑问是一个刽子手。”〔注54〕在萨特眼里,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们不但不道德,而且还恰恰犯下了“种族人道主义”的罪行。这时候的萨特不只是言辞激烈,而且更是把暴力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的激进行动观中。在他那里,暴力不仅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弱者心理治疗方式。暴力的正当对象不仅包括使用暴力的压迫者,也包括任何不能认同暴力手段的无辜者。在萨特的暴力世界结构中,这些所谓的无辜者只能是压迫者暴力的帮凶。暴力不再只是介入社会变革不能不付出的代价,暴力更是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本身不容争议的伦理价值。
四.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五十年前,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对它们制度性压迫和专制,这些曾是集结左派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是作为否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改变目标而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单凭个人意志设计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规定自己政治立场的意义。知识分子是从他们现实世界政治文化中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的。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政治性的“时间”、“地点”、“人群类属”概念,如“历史”、“未来”、“苏联”、“延安”、“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基本的价值使得他们在选择政治立场时可以形成与之有关的好坏、善恶和优劣区别,如进步对反动,左翼对右翼,等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政治立场就是在黑白正邪的对立中区分出来的。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靠拢左翼政党,并不是因为全然信奉它的理念或赞同它的行为,而是因为绝对痛恨它的对立面。这在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注55〕对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从什么解放出来,远比解放到什么里面去来得重要。这种情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增强了,不再那么迷信进步组织的力量,也更多地考虑解放到什么里去的问题。
在萨特的时代,意识形态立场越鲜明,知识分子活动越有效,越有公共影响。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进步代表的宏大话语作用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胜利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内战、压迫和种族残杀。历史进步的宏大话语是被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解构掉的。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样关注正义问题,一样为此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参与的性质和方式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1935年加缪加入法共,1952年萨特成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参与的个人试图从代表进步力量的集体行动找到价值定位和作用支点。加缪自1946年疏远法共到1951年与之决裂,萨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共渐行渐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革命实践”有太多的伪善,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残害。以组织形式存在的进步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利益,它的“纪律”永远在限制个人可能对这权力结构的质疑和批评。加缪入党后两年即被开除出党,萨特始终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独立思想,这是那些被“组织纪律”驯化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相比的。今天,以参加或靠拢组织来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活动寻找价值导向的人已经不多了。组织可以给知识分子职位、利益、学术权力、成名机会,等等,但这些实际好处未必与坚持知识政治的正义价值有关。价值妥协和人格屈服恰恰是获得名利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今天,独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参加或支持某个革命政党,或者成为某某进步事业的代言者。独立思想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的反应。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往往诉诸与平等、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他们常常被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但与五十年前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概念毕竟有所不同。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在位的时候,坐在他右侧的贵族们为“右派”,坐在他左侧的“第三阶级”(平民)是“左派”。所有坐在国王对面的人看这种左、右都正好相反,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今天,左、右的区别虽然看上去还有语汇作用,如“新左派”的左和“自由主义”的右,但事实已经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政治的定位意义。知识分子政治更多是用学术立场来作象征性的定位,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代表“批判”或“激进”立场;启蒙、人道和普遍价值论则相反。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定位是通过布迪厄过说的那种知识场域中的“区分”来确定的,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取向或价值。例如,“后殖民”知识立场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全看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起何种作用。
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更需要有个人的道德关怀。但这种道德关怀却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行动的自我束缚。五十年前,加缪的“干净的手”和“非暴力”就曾变成为一种使他自己难以行动的、过于超然的道德真理。加缪在超然的道德真理和杂乱无序的现实选择中选择了前者,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可以避免面对后者。加缪明确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暴力,但却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暴力难以表态。加缪的“非暴力”可以是知识分子的伦理,但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政治的伦理。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样,知识分子政治是“伦理问题碰到实际问题”的灰色地带。〔注56〕知识分子政治指一种必须准备有时弄脏手的事情,幻想纯粹道德的知识分子政治只能让知识分子超然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上。不怕弄脏手的萨特看来更了解知识分子政治的性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了解使萨特有时候太容易容忍和接受现实世界中那些“正义事业”的暴力。
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
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会非常模糊。在加缪看来,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平民是无辜的,不该受到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暴力攻击。但在萨特看来,法国平民是法国殖民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当地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也可以地把法国平民当作施行暴力的正当对象。加缪和萨特对无辜或罪过的判断与他们的个人处境有关。加缪本人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萨特则不是。加缪有当事人的体验,萨特则没有。这就和对9.11恐怖事件,美国人必然会与许多旁观者的别国人有不同的当事人感觉一样。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注释】
1. Albert Camus, Letters to a German Friend.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pp. 8-9.
2.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New York: Contimuum, 1960, pp. 6-16.
3. 5. 6. 7. 8. 萨特: 《脏手》,林秀清译,《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5卷, 第 290; 270;271; 367; 370页。
4. Dorothy McCall, The Theatre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5.
9. 19. 20. 21. 24. 25. 26. 29. 41. 42. 43. 44. Rono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6; 168; 169; 171; 73; 73; 73; 72; 187; 210; 111-112; 113-114.
10. 11. 12. 13. 14. 22 何林编着:《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 103-104; 104; 100; 104; 105; 109-110页。
15. Claude Morgan, "Les intellectuels devant leurs responsabilites." Les Lettres francaise, September 18, 1952, p. 4.
16. Georges Sadoul, "Respectueuse? ... Ou irrespectueuse?" Les Lettres francaise, October 8, 1952, p. 9.
17. 18.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eds., 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1, pp. 191; 273.
23. Herbert R. Lottman, Albert Camu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 92.
27. Andre Gide,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3.
28.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1969.
30. 31. 32. 33. 34. Albert Camus,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Anthony B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p. 250; 288; 290; 289; 292.
35. 55. Jeffrey C. Isaac, Arendt, Camus, and Modern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7; 137-138.
36. Emmett Parker, Albert Camus: The Artist in the Are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24.
37. 39. David C. Gordon.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55.
38. Quoted in Parker, Albert Camus, pp. 98-99.
40. Albert Camus, "Preface to Algeria Reports."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1974), p. 121. 45. 46. 47. 48. 49. Jean-Paul Sartre, "Colonialism est un system," Situation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27-47; 40; 48; 46; 47. 50. 51. 52. 53. 54.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 11; 11; 13; 18; 21.
55.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有许多类似例子。三十年代的鲁迅与进步力量相结合,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实践。这时的鲁迅已经认识到思想逻辑和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思想永远要求彻底,实践的逻辑要求妥协。他自觉地在个人和组织、社团、党派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做了种种妥协。二十年代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他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你自己决定,但你若想保持个体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党,因为任何政党要求行动统一。如果你要达到社会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加入了左联,从他的怀疑主义眼光来看,一开始就对左联抱有怀疑,一再说到这个组织太复杂,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联并逐渐把左联当作自己的组织,后来在他的语言中逐渐出现"我们"两个字。他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精神自由有所限制。这种清醒的妥协给鲁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说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满污秽和血,不要用乌托邦空想看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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