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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
19世纪中期至十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由笛卡尔最早明确提出基本原则、由黑格尔最后建构出完整理论体系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竭力高扬体现他们的阶级特性的理性,以致这个时代在哲学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话,那末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哲学界中越来越响起了超越或反对被绝对化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呼声。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按照理性主义的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大都受到批判、甚至被当作过时的废物而遭到唾弃。从传统的哲学眼光看,这种转化无异于哲学的蜕化。事实上许多西方哲学史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个时代称为西方哲学凋零的时代。早在19世纪末,英国学者梅尔茨就法英两国哲学发展的情况指出:当时“哲学本身在法国只得到了贫乏的发展和培育……。英国在本世纪初期表现得明显地无所建树,……我们没有任何伟大学派可以做代表,……形而上学尚未在大卫.休谟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思辨完全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领域。”[1]。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但是对于这一变更的伟大意义,当时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中才得到承认;而且即使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也经常出现一些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以致马克思本人还曾经不得不申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至于在西方哲学界,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许多人甚至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写过着名的《资本论》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论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但是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发动的多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使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不刮目相看,许多人纷纷重新着手从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存在着种种偏见,但很少有人能否定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有的西方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相对客观的研究,个别人甚至通过这种研究而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另一个事件是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例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孔德、斯宾塞等人)。他们的哲学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即使在哲学界中,也大都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更谈不上产生多大的现实影响,甚至往往被认为是哲学上的倒退。然而到20世纪,他们中不少人被西方各国各派主流哲学家异口同声地当作现代哲学的伟大先驱。当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的一些基本观点,都可在他们19世纪的那些先驱者那里找到重要的理论来源。如果说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变更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那么不管人们对这一转型的性质作怎样的估计和评价,都应当肯定它正是由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些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
这样,原来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凋零时代的19世纪中下期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对于20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现在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对于20世纪产生和流传的哲学,尽管人们有着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评价,但它们越来越被当作真正的现代哲学而受到关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既然以20世纪的哲学为主体的现代哲学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发展起来的,那为了准确地理解现代哲学,就必须对作为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的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认真加以追索。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转型和革命变更的出现
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变更,有的变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对象、目的、方法、以及基本理论框架和发展趋向,因而被认为具有方向性变更、或者说划时代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意义。至于哪些变更具有这样的意义以及怎样解释和评价具有这样的意义的变更,持不同哲学观点的人的视界和标准不同,具体看法也往往各异。不过也有一些变更特别引人注目,不同倾向的哲学家们都会承认它们有改变哲学发展方向的意义,只是各家对其具体解释和评价仍然可能大不相同。
1、19世纪上半期以前西方哲学的方向性变更
在古代哲学中,苏格拉底前后的哲学被认为具有不同发展方向。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大都从世界万物的流变和生成中观察世界,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后苏格拉底哲学则致力于寻找万物的实体性的根基,并由此出发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存在体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前者关注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后者仅仅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哲学往往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天主教教神学融为一体,对天国的关注远甚于现实的人间,以致哲学由此沦落成了神学的附庸。这与以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为标志的古代哲学对人的关注可谓有根本性区别。但有的哲学家认为它们在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上仍然继承了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也有的人认为它们的理论(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理论)的某些部分以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形式发展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关于存在者存在的某些思想。因此从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中世纪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多样性的古代哲学的变形,也可以说是由古代哲学转向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近代哲学的过渡形态。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为标志,哲学研究从彼岸的天国重新回到了现实的人间。其后,笛卡尔明确地将心灵和身体(心物)、自我和对象(主客)当作彼此分离的实体区分开来(二元分立);从作为理性实体的自我(“我思”)出发来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所处世界(对象世界)的认识,并由此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这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即近代哲学的正式开始。
由于近代哲学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作为自我、主体的人本身都具有认知世界的能力(即广义的理性能力,或者说良知),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样的理性主体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并把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当作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一哲学时代由此常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为理性的时代、主体性哲学的时代、体系哲学的时代。由于当时建立的理性哲学、体系哲学往往都具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个哲学时代也被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或理性形而上学的时代。由于对理性、主体性的强调都与对认识论的强调相关,都是把建立关于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理论、或者说认识论当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而当时的哲学家所实现的哲学的转向往往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为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当然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推动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例如,主客心物的明确区分,使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突现出来,大大地促进了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或者说从笛卡尔哲学体系的提出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西方哲学发生过许多重要变更,但在上述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却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适应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哲学的要求。这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再加论述。
2、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19世纪中期起,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更时期。笛卡尔以来从主客二分出发构建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不仅越来越明显暴露,而且越来越激化,以致陷入了深刻的困境甚至危机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走到了其反面。相对于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近代哲学强调理性的权威对促进哲学等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无疑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权威后来因被绝对化而变成了新的迷信,对理性万能的鼓吹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主客心物明确区分为实现哲学上的认识论的转向、克服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将这种区分绝对化却又抹煞了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导致了将二者分裂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怀疑论或独断论。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使曾经获得强大发展的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为了促使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必需克服和超越它的这类矛盾和困境,这意味着要求对之进行新的变更。由于这种矛盾和困境不只是涉及上述哲学的某一局部和方面,不只是涉及当时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学派的哲学(例如黑格尔及其学派的哲学),而是涉及将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动向的哲学思维方式。因此这时西方近代哲学发展所需要的变更不是某种或某些哲学流派和理论之间的变更,而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变更,也就是具有普遍性意义、或者说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转向)。以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从整体上必然被超越,具有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必将开始形成。这种转向不可能是简单发生和迅速完成的,而必然是一个有相当长时期的准备的复杂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可谓正处于这一过程中,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看作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的哲学。
把19世纪中期看成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开始,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西方近代哲学不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事实上,早在17-十八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盛期,就已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例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和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笛卡尔等同时代一些享有盛名的哲学家的理论提出了异议。在十八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的英法两国,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的先后实现,以唯物主义和启蒙运动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近代哲学也开始走向其末期,当时不少哲学家往往抛弃了他们的前辈所高举的理性主义旗帜,倒向各种形式的怀疑论、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并由此造成了这两国哲学上少有的萧条局面。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和黑格尔学派解体以前,德国尚处于古典哲学的鼎盛时期。只是随着1848年革命后德国社会的巨变,才导致了德国哲学领域的巨变,而这标志着西方各国的哲学从整体上开始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进程。
在这一过渡时期,西方各国出现了众多的哲学派别,由于它们受到各国不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继承了不同的文化和理论传统,与当时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的联系各不相同,研究的问题及其方面和重点又互有差异,因而在具体理论形态上往往表现得形形色色。例如,在德法等有着长期理性主义传统的欧陆国家,绝对理性主义和独断论成了当时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作为对它们的反叛,新起的哲学流派大都具有反理性(或非理性、超理性)主义特色。而在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英国及在其影响下的美国,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进一步“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原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加以“现代化”的改造,特别是将原来带有某些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征的经验主义改造成为与人的生活和行为有更密切联系、从而具有更多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特色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谓是这种改造的突出例证,它们的有些代表甚至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然而,无论在欧陆还是英美,当时的哲学派别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它们既从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征候,又在某些方面保留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痕迹。考虑到我们在其他地方对这方面的问题将有相当具体的论述,这里不拟一一例举。总的说来,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特征。就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理论来说,其中所包含的新的征候也许还不如旧的痕迹明显,以致人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把它们归入近代哲学之列。例如对当时在英法德等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有强烈神秘主义、信仰主义、反理性主义等倾向的流派(例如以德.比朗为代表的法国唯灵论),就很难说它们包括了多少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毋宁说只是体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堕落。因此只有从整个哲学的发展趋势看,才能谈得上当时的哲学发展已处于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过程之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当时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后来却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发动了对他们原来深受其影响的新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反叛,一个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方法。前者被公认为发展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为20世纪在英美哲学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后者发展了现代哲学超越心物主客对立和分离以及实体主义的倾向,为20世纪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广泛流行的现象学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事件由此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期基本结束、现代哲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期当然只有相对意义。西方各国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和转化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各国的情况(包括哲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又互有差异,而且都非常复杂,很难对它们做出划一的概括。在评价各个哲学流派的近现代转型时,需要根据它们各自的具体理论做出具体分析。
3、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尽管从西方哲学本身来说,它们之由近代正式转向现代、或者说实现现代转型是以上述20世纪初的两个事件为标志。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之内,那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实现的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已正式宣告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马克思的这一变更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的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根本改变了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方向,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文化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深刻意义及其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在哲学上的变更的关系,是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从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在批判继承人类先进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按照革命无产阶级的实践的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这种变更的伟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着都有相当具体的论述,我们也将专门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角度另行阐述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新的思索。此处仅从19世纪中期整个西方哲学开始发生方向转折的角度,简单提出几个有待进一步具体探索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主要属于西方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其哲学活动是在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环境下进行的。他们必然把批判继承德国和欧洲的哲学遗产作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理论如同他们的整个学说一样,是以他们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背景而提出的。马克思明确肯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当他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时,最关切的必然是使之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而决不容许它们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发展的趋势出发,才能领会他们的哲学理论的真谛。尽管他们的哲学与以往及同时代的西方哲学都有着原则的区别,特别是唯有它才具有世界性意义,但这种哲学本身仍然从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范围,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中既有对立,又有统一。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现代转型同样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当然与他们个人作为杰出和伟大思想家的天才禀赋分不开,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地觉察了并且自觉地适应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必然出现方向性的转换这种趋势。当时的西方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处于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之中这种现实,促使一切关心社会和哲学进步的人们对之加以揭露和批判,并为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这种揭露、批判和探索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已越来越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同许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正是适应着这一普遍潮流。因此只有从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这种总的趋势出发,才能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历史意义。
第三,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其基本观念来说,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
尽管同样是适应西方近代哲学必然转向现代哲学这种总的潮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点上与一般西方哲学家有着原则区别。这主要在于他们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来面对这一潮流的。他们在哲学上不仅能够摆脱一般西方哲学家所无法摆脱的理论脱离实际等局限性,而且非常自觉地把为消灭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并由此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这一伟大的实践作论证当作其哲学的根本使命。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明确地把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革命实践、以及通过这种实践来改造世界当作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此作了非常深刻和明确的论证。《提纲》最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通过革命变更建立的哲学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避免了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这一变更也没有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所必然包含的那种以不彻底、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为特征的过渡期,因而不仅超越了以往哲学,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超越了以往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这只是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确立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则,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正确道路;而并不意味着他立即就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完整的体系,更不意味着他在19世纪中期就已穷尽了现当代哲学的全部真理。这一点是马克思本人和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一再强调的。作为个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不能不受到现实客观条件和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由于所处具体条件不同,在马克思本人不同时期之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哲学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像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那样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渡期,但仍然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直线的,期间同样可能存在着种种曲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左和右等各种形式的偏离它的本来意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克服这些倾向中发展的。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的演化是错综复杂的,从不同视野出发可以做出不同划分和解读。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出现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转向)以及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革命变更这两个重要事实,评价虽有所不同,表述方式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却不至于否定其存在。“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既有原则区别,但又密切相关。革命变更同样是在当时整个西方哲学发生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背景下实现的,是其中最彻底的形态。如何看待“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不仅是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家为推动自己方面的哲学发展都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需正确对待的重要问题。
三、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的认识中的曲折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家如何看待彼此在哲学上的变更问题,从他们互为对方时起就已存在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外在对立关系。尽管各自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并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处境和条件提出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但彼此很少对同时代共同的哲学问题展开探讨性的对话,要么不直接涉及对方,要么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简单否定或指责对方。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着中较少见到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肯定评价,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在绝大部分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不屑一顾,要么竭力歪曲和攻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是复杂,作为双方的社会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决定性因素,双方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误解、曲解和偏见也多半由此而来。
1、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做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抱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不可能再存在下去,那怎么可以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2、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规律和总的趋势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对于这个“灭亡”和“胜利” 究竟何时发生?具体进程又怎样?他们当时掌握的材料远非充分,难以对之做出准确估计。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有些演变过程偏离了他们当年的预计。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继续发展的活力估计不足,由此对当时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提出的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某些改造、即自我调整来暂时延续其存在进程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然而从后来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资本主义的这些自我调整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确实起了缓和其矛盾、至少是延缓其灭亡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既如此,从理论上体现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必然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复杂得多。通过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它们同样能够在曲折中超越近代哲学而继续获得发展、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发展。
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一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从来不把在19世纪中期在材料不足的情况做出的那些预见绝对化,而是一再强调它们的相对性。他们一直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策略。恩格斯晚年在察觉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后,就立即予以肯定,承认他和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期对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谈到,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展中出现的股份制也作了适当肯定,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进步的肯定实际上也蕴含着对与其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哲学等西方思想文化的进步的肯定。例如恩格斯就肯定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5]。不过,由于他们当时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主要工作是更为明确地阐释唯物史观等他们本人的观点以及清算对工人运动产生毒害作用的思潮,例如冒充工人领袖的杜林的所谓哲学体系。后者虽然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但无论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都一点没有越出近代体系哲学的范围。因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实质上还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至于在工人运动以外流行的那些哲学流派的一般哲学理论,他们来不及较多关注和作深入研究,自然不可能对之做出具体的重新评价。而且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等当时流行的哲学流派虽然各以其独特方式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过某些贡献,但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如此。它们的直接的理论形态大都不仅仍然带有浓厚的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印记,而且往往以不同形式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当然很难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对之做出肯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没有随着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新评价而发生改变,而只是意味着他们未来得及去作这方面的工作。上面所提到的恩格斯所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既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也适用于他们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估计。
3、左和右的思潮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关系的扭曲及其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出现过各种左和右的倾向。右的倾向在哲学上往往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的哲学中消极方面、特别是其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左的倾向往往曲解了恩格斯对杜林等人、列宁对马赫主义等的批判的真实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混同于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近代物质实体本体论和抽象的概念辩证法,把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经济决定论或作为某种派生的理论,从而使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哲学的水平,并由此而在不同程度上倒向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这两种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尤其严重。这在对待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正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体现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则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力量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合理因素,在哲学发展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此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只能作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本身不再有合理因素,不可能再有积极作用;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不是进步,而是转向腐朽没落。
这种哲学上的左的倾向由于有时能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同时代某些西方哲学家的个别否定性评价作为根据,特别是由于有时能获得受到左的影响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往往居有“正统”地位,坚持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长期被分离开来,后者往往被认为只能为前者提供反面材料,本身并没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很可能产生传播反动思想的消极作用。这样后者的研究不仅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期内甚至被迫中断。这种左的倾向虽然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但它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再三强调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等根本原则,实际上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他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中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8] 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1893年6月6日)中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9]。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教导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要紧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当作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
然而,上述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这方面的立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恰恰相反。按照这种倾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必将在理论上和现实上产生各种消极后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长期严重滞后就是突出的消极后果之一。
我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五四时期曾达到高潮,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共同促成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变更发生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也还有一些学者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变化了的政治形势的影响,这种研究受到较多限制,而且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分离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很难发生明显的影响,更少有积极影响。从解放以后到文革结束前这20多年,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更大,客观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被认为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翻译出版了少量供批判参考的材料外,极少有深入研究之作,以致学界的大多数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更加模糊。在这期间,国内发动过多次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运动。这类批判对巩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在不少情况下也有非常积极的成果。然而几乎每次批判运动都简单地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特别是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当作被批判对象的思想理论来源,对之进行了激烈批判。大多数批判者对这些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又并无深入研究,于是批判中无的放矢、指鹿为马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这类批判短期成果外表上虽然耀目,但长远的实际存在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批判性学说,它公开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对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进行批判当然是其整个批判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批判应当是求实的,要对被批判一方的理论的实际所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善于把它们的确存在的谬误和片面性与它们在某些方面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区分开来。如果批判脱离了实际,把不应当否定的东西笼统加以否定,甚至颠倒是非,那效果必将适得其反。例如,现代西方哲学许多哲学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在对一些体现现当代社会特点的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上,在体现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可能存在积极因素。如果把这些内容也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去批判,那不仅不能批倒对方,反而会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头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一直存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这不仅妨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使它在许多方面脱离实际,脱离时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而这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种扭曲。
理论上的消极后果有时还会造成现实的消极后果。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扭曲,那它不仅难以正常地发挥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甚至反而会造成各种失误。左的倾向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就造成过极为严重的损害,这点谁都会强烈感觉到。左的倾向的长期存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潮长期采取简单否定的政策,不了解它们的发展的真实情况,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当代世界及其思想文化的最新发展,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指出,由于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制约而对相异的思潮简单否定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类似的情况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也普遍存在。他们同样往往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知的情况下对之横加批判,对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简单否定。这当然驳不倒马克思主义,反而使他们自己更加陷入唯心主义等歧途。
[1]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66-6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9—51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69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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