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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群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及特点
社会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1](P241?252)。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亚历詹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2](P12)。美籍华裔学者林南(Lin Nan)则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3](P28)。美国社会学教授帕特南(Putnam)对社会资本下的定义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P195)。故此,对于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最有影响的定义主要归结为四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源说,帕特南的社会组织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亚历詹德罗·波茨的能力说。尽管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社会资本概念包括三个核心要素:资源、关系以及规范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根据帕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所以,社会资本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者国家。政党是一个组织,其社会资本是以自身为主体,在党员与党员、党与非党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范、社会关系、信任和地位身份等社会资源的总和[5]。以此看来,政党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性资源,它在政党内部、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以社会网络和文化规范的形式存在。故政党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党内、党际和党群社会资本,其中党群社会资本主要指的是党在社会群众中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本是党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是党的合法性基础所在,也是党的力量所在。具体来说,党群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1)党群的制度社会资本。“这是党作为行动者通过整合党群关系而获得的制度资源,它促使党群关系的制度资本的存量得以维持,或获取其增量”[6]。或者说,这主要是通过发展和完善这些制度来促进党群之间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党的美誉度和信任度。(2)党群的关系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嵌入在党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它既通过正式组织和制度的方式拓展,把党群的联系制度化,也开发了党群联结的非正式网络,比如充分利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关系网络。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网络的结合是更有效和更具拓展性的人格联系。(3)党群的信任社会资本。党群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形式,它提供了群众的心理情感的依托,而心理情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一种‘在家’的感觉”[7]。同时,它也通过党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密切而稳定的心理情感联系,从而积淀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能大大提升党的凝聚力与公信力,强化党群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激发党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众对党的政治忠诚感,影响和塑造党群之间的认同向度。
从政治学的思维来理解,党群社会资本具有三个特质。一是普遍主义的公共性。帕特南指出:“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品’,即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8]。因此,党群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精神的非私人性信任与互惠,其表现为基于义务之道德伦理意涵的普遍主义参与精神。也就是说,群众通过参与党群事务实践而形成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从而党群社会资本具有了现代普遍主义的公共性。二是民主协商性。在党群利益结构共同体中,政党和群众在宽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对话、妥协而达成共识,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具有党群民主协商的性质。三是非制度权威性。“在党群互动的过程中,一定的制度化规则可以帮助党群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可以持续。通过党群之间平等且频繁的长期互动,互惠规范逐渐沉淀为双方的互动法则”[9]。此时,党群社会资本中互惠规范在政党和群众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建立起一种威望与尊敬,形成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威,具有非强制性。
二、党群社会资本在网络政治
发展中的功能性价值
随着互联网进入人们的政治生活,网络政治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托夫勒的观点对传统的政治参与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开辟了民主参与的新渠道。维尼·拉什(Wyene Rash)、马克·斯劳卡(Mark Slouka)、迈克尔·海因(Michael HEin)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omas Friedmann)对网络社会的政治稳定、民主政治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指出虚拟现实对传统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金字塔式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向网络化的扁平状发展。凯斯·桑斯坦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一个真正民主的环境和信息多元的重要性,同时分析了网络社会的信息接受和交往机制,认为群体极化现象极易在网络上产生。“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10](P4)。从以上学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即“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的技术”[11](P36),将给民主政治带来深远影响,其中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执政环境中,党群社会资本在网络政治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党群社会资本的功能性价值所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增加了能动性政治成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有利于塑造并形成了一种超越特定群体与传统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又是公众政党认同不可或缺的因子”[7]。可以说,社会资本强调了公民参与网络的联结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了非正式网络,正如肯尼斯·纽顿所理解的,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9]。这些非正式网络的特征是松散建构、经常变动和非组织化的。因此,在当前信息化的背景下,党群关系社会资本不再仅仅是通过政党的正式组织和与其紧密联系的附属社会组织将群众聚集在政党周围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吸收了吉登斯的能动性政治成分。譬如,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网上论坛、个人博客、电子邮件和QQ或MSN群等,成为党群社会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在这领域中,群众的被动动员转变为了主动参与,消极自由转变为了积极自由。
(二)促进了秩序理性的生成。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积极意义即在于再次强调了良好的公民传统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作为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政治良好运转的基础和保障,反之,社会资本的缺失是政治失序的重要原因”[12]。不可否认,当群众个体面对众多网络信息的时候,相当多的网民缺乏驾驭这些信息的能力,这导致网民意见多变、随意性强、缺乏深思熟虑,常常是不加思考、分析,在盲从中失去理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稳定。党群信任社会资本则培养了党群之间宽容与合作的意识和协商精神,可避免党群冲突与政治争端的产生,而且党群互惠社会资本还具有非制度权威性,能使群众由外部约束转为内部约束。正如亨廷顿所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而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群体之成员提供一套共有的、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13]。因此,在网络政治中,党群社会资本所强调的党群之间的互惠和信任等非正式规范,可以扩大信任的范围,促进党群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在将互惠规范逐渐沉淀为双方的互动法则、形成制度化契约的同时,使得普通群众在网络政治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秩序理性和规则意识,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
(三)推动了利益表达的常规化。网络政治参与对于党群关系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政策措施的“输出”与利益诉求的“输入”的互动关系。当普通群众无法向政治系统输入自身的利益诉求时,即使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往往因为过于微弱而不被重视。而党群制度社会资本强调的是嵌入在党群关系中的制度资源,譬如党群动员制度、党群协商制度、党群联动制度等,主要是通过发展和完善这些制度来实现维护党群之间相对固定的常规互动程序,这样可以避免政党对群众利益的侵犯,保证群众在网络政治参与时的利益诉求得到实现。因此,就制度资本来说,党群社会资本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一种常规的信任,一方面,党会更多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疾苦,尽可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和解决群众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群众也更愿意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愿,更加关注和主动参与当前的民主政治进程,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局面。
三、网络政治视角下我国党群
社会资本的生长逻辑
在我国,网络已经成为公民民意表达的主要手段和渠道,网络媒体、网络论坛、网络社区等持续快速发展,为社会资本提供了培育空间和条件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党群社会资本的生长成了应然之义,对其生长逻辑的分析也就不乏参考价值。
(一)生长的逻辑基础:网络公民社会的崛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和崛起有了制度性条件,而网络的迅猛发展与运用又使得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生长有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在互联网上,网络公民、非营利性的网络群组和网络民间组织逐渐自愿结成网络社群,而且主动推动事件的发展,由网络自由讨论,呐喊,呼吁到现实社会的资源整合,具体行动以及伴随行动而逐渐内化的慈善、博爱、信任等价值体系,即为网络公民社会[14]。中国互联网公共论坛和虚拟社区高度繁荣,各类时政热点以及敏感的政治话题都能汇聚起数量庞大的言论群体,且时常掀起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这对于民众交换意见,深化认识,取得共识,乃至启发民智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网络公民社会借助了网络的广泛性、时效性、直接性、平等性等特点,可以解决在传统社会中民主实现过程中的困境——权力集中、表达途径单一等问题,进而增加了党群社会资本的民主存量。民众通过网络对公共事件关注,运用理性的思维对公共事件进行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立场的交锋与对话,形成合理的公共意见。近年来网络中形成议论热点的主要是影响社会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比如2008年雪灾、5.12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牵动着所有网民的心绪。除此之外,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损害事件,很难通过正常的途径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也激起网民的公平与正义呼声,如“河南商丘赵作海冤案”中对国家赔偿的关注、“福建南平血案”中对儿童生命权利的关注、“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对少儿健康权的关注等。可以说,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提
升了公民对民主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关切,增加了公民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同时,由于公民社会是党群社会资本的载体,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还能提升公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民众可以超越时空的障碍,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并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网络上的“躲猫猫”、“邓玉娇”、“天价烟”、“钓鱼执法”等一系列事件,都是网络公民在自由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关注,也使网络公民对于自身的权利有着积极争取的意识,并且有着方便快捷的途径,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
(二)生长的逻辑动力:网络政治参与的扩大
科恩(Cohen)认为,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在于政治参与。从长期眼光看,政治参与在人类政治历史上的不断扩大和加深是不可抗拒的,而且这种趋势也将是全球性的。互联网的兴起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参与方式,民众可以直接在网络空间上对各种不同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每个人、不同利益集团、各类组织、多层次的政治机构有了直接性、普遍交互式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诉求渠道。比如,在“两会”期间,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站、腾讯网和搜狐网等大型综合网站都会有相应的两会网络版块,如“总理请听我说”、“我有问题问总理”、“为省部委建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征集”等,网民可以直接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关注两会动态,发表意见和交提案,为代表们的提案提供参考,为政府决策提供民意支持。所有这些,使党能够及时了解民意,发现问题,从而有效地综合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形成相应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提高整合党群关系的社会资本能力。
可以说,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传统政治参与在互联网络的延伸,公民以网民的身份,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BBS、博客和微博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某一政治力量的决策制定或执行目的的一种政治行为”[15]。一方面,规模越来越大的网民群体开始利用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多渠道、大范围地深度参与到执政党的政治生活中。以参与论坛/BBS的网民发展为例,1998年底,我国网民参与论坛/BBS的人数为88.2万,到2009年底,参与论坛/BBS的人数已经达到1.17亿人[16];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共论坛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如以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和焦点网坛、央视国际网站的央视论坛为代表。它们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公民通过公共论坛的政治参与过程,集中体现了协商性民主的精神”[17],并且形塑着对党的信任与认同感。因此,在中国党群社会资本更新与积累的背景之下,公共论坛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参与的过程也是加深理解和构建党群信任资本的过程。
(三)生长的逻辑主线:“官民”良性互动的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网民与政府、执政党的互动形式不断增加、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政府官员与网络进行了直接互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通过人民网与网友们在线交流,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温家宝总理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例行与网民促膝谈心,共商国事、家事。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与网民交流,各省各地的领导人也都重视与网民“零距离”接触,以普通网民的身份与网友交流并问政于民。2008年9月,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通过大河网与网友交流了一个半小时。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对话网友,共同商讨江西发展大计,“绝大多数有建设性的建议都将被采纳或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18]。“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都有过与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各级官员通过网络与公众沟通的次数已超过百次”[18]。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开设留言板、邮箱、博客,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等各种形式在网上了解民情,公开征集民意,并把有关意见落实为具体的政策或政府行为。2009年12月4日,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第14次就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网友留言办理工作作出批示,要求一定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越办越好。2009年,广东设立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首批被要求设立的15个部门主要职能均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涉及社会管理民生等方面。
我国政府和执政党不断释放着善意,网民也正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从中央到地方,官民之间的互动开始由浅层的单向交流向深层的纵向沟通发展。“可以说,网民的理性、知识、智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促使政府态度不断走向开放,正视互联网空间的民意表达与要求,进而采纳民意和以决策回应民意”[19]。网民的参政与官方的开明态度和开放的姿态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在互动中合作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频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弱,双方对合作未来的结果越有确定性。党群之间合作的形成意味着一种良性的合作式均衡的实现,并随均衡自我增强效应提升信任水平,促进党群社会资本存量的稳定增长,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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