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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并没有像其他哲学思潮那样一峰突起,然后风靡某国的哲学界,但是现象学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长久。它的许多基本原理和方法默默地浸透到20世纪各种哲学思潮之中,因此出现了下列有趣的现象:除了奠基者胡塞尔之外,自从现象学问世以来,在哲学界举足轻重、成为泰斗的纯粹的现象学家,寥寥无几,但是运用现象学方法,受到现象学启蒙或影响的大哲学家却比比皆是。另外,现象学家们以及运用现象学方法或原则的哲学家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发点,也没有统一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所以也谈不上统一的理论风格或者哲学倾向。他们对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与原则的理解也各执己见。所以西方把现象学称之为运动而不是流派,是再合适不过了。
第一节现象学的起源及在德国的发展
在20世纪第一年,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一书。《逻辑研究》的问世,是现象学诞生的标志。该书在当时德国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着文评论此书。它对当时学哲学的大学生影响更大。许多哲学学生特意从其他大学转学到胡塞尔执教的哥廷根大学学习。大约从1907年开始,一些最热心的学生除了听胡塞尔讲课之外,还每周举行一次哲学聚会,烟酒相伴,或宣读论文,或即兴谈玄,既而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胡塞尔本人很少跻身于这些活动。他甚至曾戏称这个小组进行的现象学研究为“小人书现象学(Bildbuch Phaenomenologie)”。这主要是因为,哥廷根学派的成员对现象学的理解,从开始便与胡塞尔不同。
早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发表以前,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心理学家李普(T·Lipp)周围聚集着一批学生,形成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讨论李普的心理主义哲学。《逻辑研究》发表以后,该小组的学生们开始以研究、讨论该书的内容为主要活动,并渐渐由李普心理主义的追随者转而热中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与李普展开辩论。胡塞尔还亲自去讲过课。这样该小组便转变成为现象学运动中的慕尼黑学派。
这两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直接受到《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描述现象学方法的影响,遵循胡塞尔力主的“回到事物本身去”的现象学纲领,深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对在本质直观中显现的“事物本身”进行直接的研究,并努力作出无偏见的分析描述。
1913年胡塞尔创办了一个哲学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二本重要着作《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卷。该年鉴成了现象学初创阶段的理论阵地。很多现象学家参与了该年鉴的编辑工作,并在胡塞尔指导或影响下为年鉴撰写书稿。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也是在该年鉴上问世的。年鉴共出了十一卷,于1930年停刊。《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中,胡塞尔一方面将《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方法系统化、完善化,同时又发展出了超验现象学理论,进而形成了现象学唯心主义系统大纲,但这个体系并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学生们大都坚持《逻辑研究》的基本立场,很少有接受胡塞尔后期理论的。
由于现象学运动发轫之处,就存在上述理论上的分歧,加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学生奔赴前线作战(其中有些死于战事。比如,为《逻辑研究》编写概念及人名引得的克莱门斯便死于战事,所以到目前为止,《逻辑研究》三卷单行本一直没有索引。),胡塞尔本人又受聘于弗赖堡大学。这样,哥廷根学派就此瓦解。慕尼黑学派一直在活动,但与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工作很少直接的联系了。
这两个学派中较重要的成员有:阿·赖纳赫(Reinach)、哈·贡拉特-马梯乌斯(Gonrad-Martius)、马·盖格尔(M.Geiger),他们主要从事实在论的、或客观主义的描述现象学的建设工作;另外还有阿·普凡德尔(Pfaender)、阿·韦茨格(Witzger),他们是这一时期的现象学中从事描写心理学工作的代表。舍勒(Max Scheler)和希尔德布兰特(Dietrich Hildbrand)则是客观主义的现象学伦理学家。
胡塞尔到弗赖堡任教以后,身边又聚集了一批新的学生,其中有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问题的贝克尔(Oskar Becker)、研究本体论与美学问题的波兰籍学生因加登(Roman Ingarde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分子残杀于集中营的犹太女学生施泰恩(Edith Stein,改宗天主教后叫:Theresia Benedicta a Cruce)、创建了现象学的存在论海德格尔、以及胡塞尔最重要的科研助手芬克(E·Fink)、兰德格里伯(Ludwig Landgrebe)。他们在现象学运动中各有建树。与此同时,马堡大学的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发展了现象学解释学。在梅茵茨,冯克(Funke)吸收现象学方法,建立了新的先验哲学。
1935年,有犹太血统的胡塞尔日益感到纳粹威胁。在此期间,他应朋友之邀,赴巴黎和布拉格举行哲学演讲。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胡塞尔又一次对自己的现象学作了总结,并准备写一部长卷专着,把他一生的现象学工作系统化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人生世界发生论的思想,以补充过去工作的不足。这些讲演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哲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这些讲演加强了现象学在德国以外的欧美国家中已有的影响。
第二节法国现象学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现象学在法国鲜为人知,只是在深受德语文化影响的阿尔萨斯地区重归法国之后,通过该地区首府斯特垃堡大学基督教神学系教授赫林(Jean Hering)的宣传,现象学才开始在法国“发迹”。赫林是胡塞尔的学生和朋友。在赫林的影响下,斯特拉斯堡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法国现象学运动的中心。另外一些曾从学于胡塞尔、后定居法国的外国移民,也为现象学的影响在法国的扩大做了不少工作,如利维纳斯(Emmanuel_Levinas)、考伊雷(Alexandre Koyre)、库夫叶(A. Kojeve)和居尔维茨(Georges Gurvitch)等。居尔维茨在1928-1930年开课介绍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的思想。
1930年来自立陶宛的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发表了他的重要着作《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觉理论》。这是在法国发表的第一部大部头现象学专着。莱维纳斯后来一直是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思想家。但大多数法国哲学家首先接触的是舍勒的现象学。舍勒曾多次去法国讲学(1924、1926、1928),他的着作也率先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并成为法国哲学家讨论的对象。1929年胡塞尔在索尔邦(Sorbone)作《超验现象学导论》的讲演。这个讲演对法国现象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真正激起了人们对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方法和原则的兴趣。马塞尔和梅罗-庞蒂和莱维纳斯都听了胡塞尔的演讲。1931年莱维纳斯同普弗艾夫尔(G·Pfeiffer)合作将胡塞尔的后期着作《笛卡尔的沉思》译成法文发表(德文手稿1950年才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一卷中)。在此前后有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特别是完形心理学的代表)在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下进行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着作。这些着作对法国现象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人如萨特、梅罗-庞蒂和莱维纳斯思想的形成,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他们的工作,在法国哲学界造成了现象学的小气候。但是这个阶段的法国现象学主要是介绍和评论德国现象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独创性的研究尚不多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萨特开创性的工作开始之前。
起初萨特是通过莱维纳斯的现象学着作了解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成就的。1933-34年间萨特作为奖学金生在柏林学习。他专心研究了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等人的重要着作。其中胡塞尔的思想使他十分兴奋,他认为,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立场。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篇关于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文章。1936年便运用现象学方法对自我及想象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论自我》和《想象》(L’Imagination 1936)。1939年又出版了《情绪理论大纲》(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s émotions ),1940年发表了《想像的东西·现象学想像心理学》(L’Imaginaire: Psych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de l’imagination)一书。在这一系列着作当中,萨特基本上遵循着胡塞尔的研究路线,进行着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研究,为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提出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着作尽管不再是简单的介绍和评论,但都没能超出胡塞尔的研究风格的范围,也就是还算不上独具风格的法国现象学作品。与此同时,萨特发表了他的着名文学作品《呕吐》(La Nausée, 1938)。这一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达了他后期哲学着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思想。这里所涉及的课题已经超出了胡塞尔充满学究气质的认识论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把视野投入了抽象认识论所无力驾驭的人生世界:描述了面对事物的赤裸裸的实情,揭示出的人生自由的无根性与无用性。1943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哲学巨着《存在与虚无》( L’être et le néant )。这部着作中萨特把现象学方法用于解决他自己提出的独特的哲学问题,因此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式的现象学的诞生。1946年发表了着名文章《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并引出海德格尔的公开信:《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1960他出版《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第一部分,成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1971年又出版了《〈玩偶之家〉与福娄拜》( L’Idiot de la famille; Gustave Flaubert de 1821–1857 ),
梅罗-庞蒂是法国的另一位现象学大师,他是通过居尔维茨(Gurvitch)、莱维纳斯和居尔威池(Gurwitsch)等一系列早期现象学学者的着作结识了现象学。而且,他通过与居尔威池(Gurwitsch)等完形心理学家的个人接触,更清楚地了解到现象学与完形心理学或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现象学,他曾赴比利时卢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去研究胡塞尔未发表的工作手稿。他在那里研读了《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一书的第二卷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未发表部分。梅罗-庞蒂的现象学工作更接近胡塞尔的学院研究风格。他不满足于运用现象学的某些原则和方法分析具体事物;他更乐于专门致力于现象学本身的发展工作。1938年完成、1942年发表了他的《行为结构》(, 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一书。1945年出版了《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这两本书都是法国现象学的代表作。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的现象学一直在发表中。此间积极从事现象学工作的主要代表是莱维纳斯和利科(Ricoeur)。莱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是最早将胡塞尔的思想介绍给法国哲学界的早期现象学家之一。但他最有影响的独立的现象学研究完成于60年代,其代表作《整体与无限》发表于1961年。另外一本重要文集《存在之外或本质之外》(Autrement qu etre ou audela de lessence),发表于1974年,其中包括了他1963-1972年间的一系列重要论文。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当今法国最重要的现象学家。利科属于第二代法国现象学家。他比上述三位重要现象学代表年轻不到10岁――萨特生于1905年,梅罗-庞蒂生于1906年,莱维纳斯生于1908年,利科生于1913年――他是在二次大战中被俘,一直被监禁到1945年。在监禁中他开始从事翻译胡塞尔的代表作《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第一卷的工作。在他的法译本中附有对胡塞尔的的思想的评论、注释和一篇翔实的导论。1950年发表了《意愿和不自主》(Le Volontaire et l’involontaire )一书,开始了他的意志现象学的研究。1965年发表了《解释》,1969年发表了《解释的冲突》(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essais d’herméneutique),象征了他的解释学现象学的建立。法国现象学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发展到解释学现象学阶段。1983-1985年出版了《时间与记述》(Temps et récit)共三卷。
当前法国的现象学运动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一支。他们的工作既有严格的文本研究,如H. Birault, G. Granel,F.Dastur, D.Frank, M. Haar, E. Taminiaux(法语比利时),M.Richir(法语比利时)等,也有独立的现象学工作, 如R.Brague, J.F.Coutine, D.Janicaud, J.-L. Marion, E.Marineau ,J.-F. Mattei等人的用现象学对形而上学再思考,利科等用现象学方法对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问题的研究。此外很有独具特色的Michel Herry的《本质及其表现》(1962年),《躯体哲学与躯体现象学》(1965年),《物质现象学》(1990年);近年现象学的宗教研究在法国越来越多,如Dominique Janicaud, J.-L.Marion。人们甚至有“法国现象学的神学回归”的说法。
第三节美国现象学
北美哲学家与现象学的接触并不晚,但由于北美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十分强大,所以它的影响一直十分有限,现象学运动发展较慢。只是在近20年现象学才渐渐博得广大哲学爱好者的青睐。
早在1902年就有美国学生在胡塞尔门下学习现象学。但真正将现象学介绍到北美的是法伯(Marvin Farber)和卡尔恩斯(Dorion Cairns)。法伯于1923-1924年,凯恩斯于1924-1926年和1931-1932年就学于胡塞尔。他们回到美国后,法伯于1928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作为方法和哲学原则的现象学》;凯恩斯于1934年发表了博士论文《在发展中的胡塞尔哲学》。这两本书是当时美国哲学爱好者了解现象学仅有的英文专着。在这期间,1931年出版了由W·R·Boyce Gibson翻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英文本。胡塞尔亲自为英文本写了后记。,尽管如此,法伯等人当时人微言轻,30年代在美国现象学仍然鲜为人知。1931年在美国留学的沈有鼎没有听说过胡塞尔的工作也未能接触到胡塞尔的研究成果呢,以至他当时写的一篇论文地重复了胡塞尔1900年《逻辑研究》的部分工作。[1]
真正把现象学带给美国人的是二战期间的流亡美国的胡塞尔的学生们。纳粹统治德国并侵占欧洲大多数国家之后,许多现象学者从欧洲大陆流亡北美,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阿·居尔维奇(Aron Gurwitsch),来自奥地利的舒茨(Alfred Schutz)海·库恩(Helmut Kuhn),舒茨( Alfred Schuetz) ,以及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阿伦特( Hannah Arendt),马克思的后裔威尔纳 马克思( Werner Marx)等等。他们在法伯的领导下于1939年12月在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召开了国际现象学协会成立会议。参加成立会议的人数很有限,十一位美国学者,六位欧洲流亡学者,三位欧洲学者缺席。胡塞尔的妇人马尔文·施泰恩施耐德(Malrine Steinschneider)被邀请为名誉会员。会议选举法伯为协会主席,卡尔恩斯为协会副主席,并成立了协会理事会。理事会由两位美国学者,五位流亡学者和三位欧洲学者组成,其中包括施皮格尔贝尔格(Spiegelberg)、舒茨(Schutz)、芬克(Fink)和兰德格里伯(Landgrebe)。法伯和舒茨还分别写信给欧洲的现象学者,同他们建立联系。协会在法伯领导下筹备出版协会刊物。最初计划刊物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未能实现。1940年哲学季刊《哲学与现象学研究》问世。该刊物是要继续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年鉴》的事业,以“进一步理解、发展和运用现象学的研究”[2]为己任。杂志和协会明确指出,现象学不是一个流派,而是要努力在哲学中贯彻现象学的描述原则,并把当代世界的问题作为这种描写的基础。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在各国建立分支机构、出版刊物,这些就是协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至此现象学有了自己的组织得相对良好的国际机构。1940(或1941)或1941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召开了专门讨论现象学的学术会议。这是现象学运动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会议。法伯执教的巴法罗大学成了美国第一个现象学的科研基地,其后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研究生考夫曼(Felix Kaufmann)、舒茨和居尔维奇等流亡学者的主持下也渐渐变成了现象学研究中心。1943年法伯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现象学基础》。尽管如此,二战结束之前以及以后的10年内,现象学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1967年Janes M. Edie在为《现象学在美国》一书写的导论中说,“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展望20世纪美国哲学的未来或者读她的历史时,60年代将被认为是现象学运动终于在我们的哲学土壤中扎根、并成为一只积极的赋有创造性力量的时期。”[3]1953年在哈佛大学执教的怀尔德(John Wild)发表了《存在主义的挑战》一书。该书吸收了胡塞尔晚期提出的生活世界发生论的思想和梅罗-庞蒂的人体总体存在的现象学思想,对胡塞尔后期思想及存在主义现象学在美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为它奠定了基础。在怀尔德思想的影响下,1962年成立了“现象学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协会”。该协会每年定期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或东部地区开会,每年强调一个研究重点,出版研究丛书,翻译出版了大量德文和法文现象学原着的英文本。七十年代之后,现象学在美国似有方兴未艾之势。有现象学者执教的大学几乎遍布美国和加拿大各州:西北大学、石溪纽约州立大学、Tulane大学。南位理公会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州立天主教大学、Duquesne大学、圣母大学、Loyola大学、保罗大学、波士顿大学、渥太华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以发展现象学为宗旨的杂志也很多,其中除了法伯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人与世界》、《现象学与存在哲学研究》(1963年创刊)、《现象学研究》和《Telos》。《Telos》是一本研究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左派杂志,主编是皮考尼(Paul Picone)。
北美每年举行的以现象学为题的学术会议也十分多。还有各种学习小组,难以计数。1969年世界各地的现象学者云集加拿大的安大略州的滑铁卢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现象学大会。1971年出版了《现象学研究年鉴》。1977年还成立了高级现象学研究与学习世界学院,它是由麻省的图米尼斯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领导的。该团体经常举行研究讨论班、发表系列文献、出版丛书Analecta Husserliana,举行国际性现象学大会。就国内看到的材料,国际性大会已召开了十几次,丛书第一卷1971问世,2002已出到第76卷。
在美国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英国现象学也开始有所发展。1967年在曼彻斯特成立了英国现象学协会。1970年《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创刊,但其影响仍很有限。
第四节 胡塞尔档案馆和德国现象学的复兴
胡塞尔档案馆建立对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几个月之后胡塞尔的遗孀玛尔文·施坦恩施耐德看到丈夫一生的研究成果面临被付之一炬的危险,便要求比利时卢汶的天主教牧师凡.布里达(H·L·Van Breda)将丈夫的手稿带到保险的地方。凡·布里达欣然同意,并马上动手组织胡塞尔的学生们将手稿和相关材料运到比利时的卢汶天主教大学,随后在那里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这次运去的胡塞尔用Gabelsberger速写系统写成的手稿四万五千多页。胡塞尔的整个私人图书馆和他的大部私人档案材料也被运抵卢汶。1939年6月胡塞尔遗孀也移居比利时,又带来了一批重要的私人档案原件,其中包括往来信件,照片等。凡·布里达得到兰德格里伯和芬克的帮助,首先将速写手稿分批誊译为普通德文文稿。这是一项十分细致艰巨的工作。在这两位学者的帮助下,又带出了一批誊译人员,他们边誊译边研究,后来大都成了现象学专家。如斯特拉瑟(Stephan Strasser)、瓦尔特·比莫尔、玛尔莉·比莫尔夫妇(Biemel)、伯默(Rudolf Boehm),克恩(Iso Kern)、舒曼(Karl Schuhmann)、马尔巴赫(Eduard Marbach)及伯尔耐特(Ruldolf Bernet)等。誊译为普通德文的手稿共计一万两千页。
芬克在给胡塞尔当助手期间(1926-36),胡塞尔赠送给他一部分手稿作为礼品,大约1200页左右,大部分是讨论现象学中的时间问题的。1968年1月芬克将手稿全部捐给档案馆。档案馆还收藏了布伦坦诺的儿子1969年捐赠的他父亲的手稿的照片和胶卷。从1950年开始,档案馆便收集胡塞尔通信。截止到1969年已收集到1400多封往来信件。现在已经全部编辑完成,出版了10卷本的《胡塞尔通信集》。
胡塞尔祖籍捷克,是摩拉维亚人。1969年9月档案馆人员获准去捷克斯洛伐克胡塞尔的出生地普罗斯涅茨以及他上中学的小城奥罗姆茨(Olomouc),收集了大量的胡塞尔传记材料,其中包括胡塞尔祖先、家庭情况,在中学学习的课程及成绩。这些材料的原件均拍照成资料存在馆内。
档案馆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出版《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和《现象学研究丛书(Phaenomenologica)》。《胡塞尔全集》从1950年开始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0卷。 《现象学研究丛书》从1958年创刊,现在我们已看2001年出版的160卷。档案馆创立者布里达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任档案馆馆长。他去世后,接任的是耶瑟林(Samuel Ijsseling)。现任馆长是瑞士的现象学家Bernet。
随着现象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哲学爱好者们更迫切要求有接触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的机会。于是档案馆在世界几个现象学中心建立了分馆:1947年在美国纽约巴法罗(Buffalo);1950年在联邦德国的弗赖堡;1951年在联邦德国的科隆;1957年在法国的巴黎(Sorbonne);1966年在美国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大批现象学家移居到美国,另一些则工作在胡塞尔档案馆。如胡塞尔当年的得力助手芬克和兰德格里伯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档案的整理和译写工作,为年轻学者研读这些手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也独立从事现象学研究。他们的工作是德国战后现象学复兴的基础,也是德国战后的第一批现象学家。兰德格里伯于1934年就发表了《称谓功用和词的意义》,1952年出版了《当代哲学》一书。这是一本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出发介绍现代哲学的书。该书至今还是学习现代哲学重要的导论性德语文献。1960年发表了《辩证法问题》,1962年整理出版了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一书。1963年又出版了文集《现象学道路》。1968年出版了《现象学与历史》一书。1969年出版《关于政治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1975年出版《关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争论》等。他向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新的历史哲学。不仅他的着作对现象学在德国的复兴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他的教学活动也为现象学培养了一代新人。战争后期,他曾短期在汉堡当过一段售货员。战后,他在汉堡,后到基尔执教10年。1956年被任命为波恩胡塞尔档案馆馆长,从此波恩便成为德国现象学的重要研究活动中心。从波恩毕业了数十名研究现象学的学生和留学生。对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Klaus Held 也是兰德格里伯的学生。
芬克是另一个对现象学在德国的复兴贡献最大的人。他战后一直在弗赖堡任教,并任弗赖堡胡塞尔档案馆馆长(芬克1975年去世后,由卡尔·马克思的远亲,从美国回来的维尔讷·马克思接任馆长职务)。他的主要着作有:《胡塞尔现象学问题》(1939);《存在-真理-世界》(1958年);《一切与虚无》(1959);《教育学与生活论》(1970);《邻近与距离》(1976);《存在与人》(1977)。
在兰德格里伯和芬克的领导下,一批青年人在卢汶档案馆认真地从事现象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德语区的重要现象学家,如比曾西德亚琛大学执教的莫尔夫妇(Walter and Marly Biemel)。还有伊索·科恩(Iso Kern,自取中文名字是耿宁)。他着有《胡塞尔和康德》(1964),该书是学习研究现象学与康德哲学关系的必读的德语文献之一。他曾来我国学习中国哲学,现在瑞士从事研究工作。还有卡尔·舒曼(Karl Schuhmann),鲁道夫·博姆(Rudolf Boem)等人。发展到80年代,现象学在德过已小有生气。各大学哲学系都有人进行现象学的研究,或受现象学方法的影响从事研究工作。在弗赖堡大学有赖讷(Hans Reiner),在波恩有福尔克曼-施鲁克(Karl-Heiz Volkmann-Schluck),施特罗克尔(Elisabeth Stroeker),艾里(Lothar Eley)。在海德堡有特约尼森(Michael Theunissen),梅茵茨有冯克(Gerhard Funke),在特利尔有奥尔托(Ernst Wolfgang Orth),在维尔茨堡有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与维斯(Dieter Wyss),在波鸿有瓦尔登费尔兹(Bernhard Waldenfelds)、荷仑施坦(Elmar Holenstein),普格勒(Otto Poeggeler)和萨斯(Hans-Martin Sass),在慕尼黑,有老资格的现象学家孔拉德-马蒂乌斯(Hedwig Con.ad-Martius),在乌泊塔尔有Klaus Held,等等。
1971年德国现象学家汇集慕尼黑,召开纪念现象学家普凡德学术会议。会上宣布成立现象学研究德国学会,并出版半年刊,《现象学研究》。现在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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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不仅限于西欧北美,它对东欧及亚洲,甚至非洲的某些哲学发达的国家都有影响。它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现象学运动内部,它对非现象学的哲学家,甚至对非哲学的思想家都有影响。现象学对社会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恩斯特·布鲁赫(Enst Bolch)1960年以前是东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着名哲学家,后移居西德,他在其“希望哲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也来自现象学。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联盟国家中的非教条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哲学方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现象学的影响。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的建立与现象学描述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4]。现象学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发生了重要影响。人们从现象学中,从胡塞尔的着作和手稿中不断有新的发现,人们不断对胡塞尔的某些观点做出新的解释,为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发现、开拓了新的视野。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结合就是一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象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发展及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五节 现象学在中国[5]
1.首次引入——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
就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出版物而言,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早至1929年初,即胡塞尔70岁,正在写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一书之时。这就是杨人梗所写“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10卷一号,1929年1 月出版。[6]他在“序说”中先认为现象学处于所谓“学之哲学”与“生之哲学”之间,即认识论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意在“解决现代哲学中种种至难的对立的问题”[7]杨人梗这篇“现象学概论”显示出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内行的理解。只可惜它未能引起当时学人的关注。[8]
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以后,也有人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的思想,比如张东荪、贺麟等。但是也并未引起哲学爱好者的真正注意。具体情况祥见张祥龙等合着《现象学思潮在中国》[9]。所有这些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介绍者,似乎都没有亲身聆听过胡塞尔本人的教诲。真正有幸聆听过胡塞尔的言传,后来又用胡塞尔的思想作哲学研究工作的却另其有人,他就是以数理逻辑专家享誉国内学术界的、鼎鼎大名的沈有鼎。但是他同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却一直鲜为人知,我们这里不妨多讲几句。
沈有鼎字公武,他于1908年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从金岳霖学习期间,曾建议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10]毕业后公费留美。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在清华哲学系任教。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5年调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至1989年逝世。在中国学术界,沈有鼎是以中国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着称,是中国早期分析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他的《论真理的分野》一文被视为为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近期被收入《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11]。1984年左右我曾经拜读过他的论公孙龙子的文章及《墨经逻辑学》,对先生贯通中西的学问十分敬仰。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现象学有什么瓜葛。2002年由于偶然的机会,翻阅先生的弟子收集、编纂的《沈有鼎文集》,以及附在文集最后的沈有鼎“文革”结束后致他的学生、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我在文集中惊奇地发现,沈有鼎同胡塞尔居然有直接的交往,并且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工作的影响 。
1931-1934年沈有鼎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这是介绍沈有鼎生平的材料里都有纪录的[12]。关于沈有鼎在德国的学术活动的情况,我只见到熊伟先生在《熊伟自传》中有纪录:他回忆1933年留德之初的经历时说,“在弗赖堡的头一年,由沈有鼎和我一同听海德格尔的课,因尚有语言隔阂,我没有能力与沈展开讨论。沈没有语言隔阂,虽然我们曾海阔天空谈论过古今中外的哲学,他却一次也没有谈过海德格,第二年沈即回国。”[13] 30年代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如日中天,德国青年趋之若鹜,奉为大师。尽管沈有鼎曾经听过的课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现哪怕是只言片语能够证明,沈有鼎在什么地方提及过海德格尔。可见,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没有引起年轻的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的任何兴趣[14]。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研究。现在文献证据就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 “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15],只有他自己的着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着作,倒是正确的。”[16]1931年到1934 年胡塞尔已经不在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1942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17]。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沈有鼎一生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现象学家。除了沈有鼎在南联大时的学生王浩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沈有鼎曾经在弗赖堡从胡塞尔学习并同胡塞尔本人有过私人交往。沈有鼎也从来没有写过介绍胡塞尔思想的文章。他生前发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逻辑着作。但是,仔细阅读沈有鼎的早期工作,可以明显地看出,沈有鼎在这些研究中利用了胡塞尔认识论成果,用于澄清逻辑语法,数理逻辑中的概念和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评价甚高:“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中相当流行。这跟他们两人都遭受过纳粹的迫害有某些联系。他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在他们较早的着作中他们真正充分地讨论了所处理的问题,那时他们的头脑还不像后期那样为新奇的想法所充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是用德文作哲学讨论的一个模范。虽然胡塞尔自己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但它至少具有明白易懂的优点。”[18]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或许还包括胡塞尔后期的逻辑研究工作。
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31年他留美期间,1935年从德国归国后,用英文发表于《哲学评论》上,它的题目是《论表达式》,英文原文的题目是On Expressions, 译成德文就是Ueber Ausdruecke, 而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的题目就是Ausdrueck Und Bedeutung,即“表达式与意义”。《论表达式》在发表时沈有鼎补写了一篇后记(Remark),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在我熟悉胡塞尔的逻辑着作之前”。“它是我对数学符号系统和一般语言的性质作形式的和结构的理解的首次努力” [19]而 “我后来发现,我的某些结果已经由胡塞尔讨论过”。这两段文字里所说的胡塞尔的工作,很可能是《逻辑研究》。无论任何它表明沈有鼎在德国深造期间,熟悉了胡塞尔的逻辑着作。而如果细读沈有鼎的文章,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沈有鼎在美国独立的重复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的一部分工作,特别是第一研究中的部分工作,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沈有鼎分别1943年和1944年沈有鼎发表了两篇文章:《语言、思想与意义--意指分析第一章》,《意义的分类--意指分析第二章》。两篇文章都被编在《沈有鼎文集》中。在这两篇文章中,沈有鼎直接依据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成果,对他的逻辑哲学作的修订发展,尽管文中未提及胡塞尔的名字。题目中的“意指分析”,无非就是“意向性分析”。在第一篇文章中,沈有鼎实际上直接运用意向性理论来说明意义的本性,因此直接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沈有鼎的“意指对象”相当于胡塞尔的der intentionale Gegenstand (英语的intentional objekct),也就是Noema。沈有鼎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给出他使用的现象学术语的德文和英文原文,但是对此,沈有鼎在给王浩的信中谈到《意指分析》一文时有明确的解释:沈有鼎说,“按传统的看法,说到思想,就牵涉六方面的问题,即主体,官能,行为,内容,态度,客体。内容可以指思想内容,也可以指实在或实际内容。思想内容是广义下的概念,亦即胡塞尔[20]所谓Bedeutung(意义)。实际内容可以指“限制”于思维行为中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指一种由通常称之为“心思”的思维行为产生的现实的实体。胡塞尔只假定前者,补假定后者。前者在我的论文中称为意指对象,……总之这是胡塞尔的Noema。” [21]Noema也就是意向性对象。既然沈有鼎的意指对象是胡塞尔的意向性对象,即Noema,那么相应于意向性对象(Noema)的思想作为自然是Noesis,即意向性的赋意行为。可见,他用来建立自己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思想作为(act of thinking,德文的Denkakt)、思想内容(contents of thought)、意念(intention, 或者reell Bewusseinsakt)、意指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Noemata) 、意指性(Intentionality)都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在中国,用胡塞尔即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用于哲学研究的——用于逻辑研究——的第一人是沈有鼎。遗憾的是,他的工作也为引起学界的注意。
从以上的介绍与分析中可见,四九年之前的中国学界已注意到了胡塞尔,甚至运用现象学于自己的逻辑哲学(沈有鼎),尽管是一种“边缘”式的,却不能说是不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些学者的思想敏锐性。
3.文革后罗克汀和李幼蒸重提胡塞尔现象学
由于政治原因,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和翻译几乎等于零。六十年代以后,由于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决裂,开始了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更多的介绍。《哲学译丛》反映出这种变化。1963年,此《译丛》上登出了三篇关于胡塞尔的译文。一篇是I. 开尔伦(Iso Kern,后被译成“耿宁”)的“在胡塞尔哲学中达到先验现象学还原的三种途径”(第3、4期合刊),由何愚译自荷兰《哲学季刊》。另一篇是R. 斯米特的“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第5期),由张继安译自《美国哲学杂志》。第三篇最有特色,是L. 舍斯托夫写的“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第10期),由谭湘凤翻译,无滞校。但是,此后,尽管继续刊载关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论文,乃至这些“存在主义”者们自己写的文章,却再也没有刊载关于胡塞尔的东西了。在由国内人撰稿的刊物中,比如《哲学研究》等,从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似乎从未登过关于胡塞尔的论文。胡塞尔本人写的东西,则无处可觅。就是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商务,1964年),也不见胡塞尔的踪影。只有贺麟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1962年)中,讨论到“现象学”的含义时又提到胡塞尔。
“文革”后、也可以说是四九年之后,1980年春,中国发表了第一批关于胡塞尔的文章。它们是李幼蒸的“埃德蒙特·胡塞尔”和罗克汀的“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前者发表于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着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后者则刊登于《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罗克汀的文章已在1979年11月的第一届现代外国哲学会议上宣读。文中胡塞尔的现象学被归入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认为胡塞尔意向性学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思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22]。该论文引起一些讨论。不管怎样,在那样一个时代,这篇文章起到了引起人们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注。
李幼蒸的重在介绍胡塞尔的生平、基本学说和影响,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文章的信息量较大。杜任之主编的这本《述评》(后来又出了续集)在当时的哲学界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李幼蒸的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许多青年学者和大学生,就是通过这本书而得到关于现象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1980年之后,中国大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兴趣陡增,《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中都有有关的讨论和介绍。
1986年,出现了胡塞尔着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现象学的观念》,由倪梁康译出,夏基松和张继武校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自《现象学的观念》之后,胡塞尔着作的中文译本逐渐增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李幼蒸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以及倪梁康译的《逻辑研究》。
80年代初以来,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时有出现,但从数量上远不如讨论海德格尔和萨特的。除了《哲学研究》等学术杂志之外,刊登这类文章的还有各种论文集,比如《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1982年)、《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自80年代初以来出了多集)、《德国哲学(论文集)》(北大出版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了十几集;现改由人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德国哲学论丛》)、《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海译文,自1995年以来已出版3辑);此外,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一类的教科书中的有关章节。早期的作者除以上提及者外,包括范明生、张庆熊、张宪、涂成林等,后来则有靳希平、倪梁康、涂纪亮、张祥龙、陈立胜等。
倪梁康1994年发表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胡塞尔及其引发的思想效应的研究性的力作。
在现象学在中国起步之时,胡塞尔现象学与中国思想就开始对话。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张祥龙的工作。自1993年以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了一些关于胡塞尔与东方思想关系的论文。1993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名为“胡塞尔、海德格与东方哲学”, 1995年发表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的含义与问题”(《场与有》第2期)和“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1995年),[23]
张庆熊1995年出版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张庆熊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就在《现代外国哲学》等处发表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文章,1983年至1993年在瑞士学习现象学。其博士论文导师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耿宁(Iso Kern)教授,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一书他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但在内容和论述方式上作了不少改动”。[24]
西安西北大学学者张再林1997年出版了《中西哲学比较论》,其中西方思想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主,兼及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东方思想以中国的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孙子兵法》。此书是作者六年前发表的《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一书的续篇。
[1]《论表达式》在发表时沈有鼎补写了一篇后记(Remark),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在我熟悉胡塞尔的逻辑着作之前”。《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9页,英文见该书15页。
[2] 《Phaenomenologica》卷95,第213页。1984年,荷兰。
[3] Janes M Edie《Phenomenology in America》1967,7页。
[4] 参见杜·舒尔茨着《现代心理学史》中译本,第282页以下。
[5]本节是对张祥龙、杜小真、黄应泉合着《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前几章内容的简单摘要,个别地方作了补充。
[6] 此文(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转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一)》,沈阳,1984年6月,133页~137页。此书属《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二册)》。
[7] 同上书,133页。
[8]但是关于杨人梗,大家所知道的也仅仅是这篇文章。在韩水法先生协助下,我查到了一些杨人梗先生的资料。综合这些资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杨人梗曾主修英国文学,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亦精通德文,曾从德文翻译了茨威格写的《罗曼·罗兰传》,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北京解放前夕,傅作义在同社会名流商讨和平解放问题时,杨人梗先生名列其中。[8]但是目前所见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杨人梗是哲学家。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该文可能是依据英、德文介绍性文献编译而成。——靳希平
[9] 祥见张祥龙、杜小真、黄应泉合着《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见胡军《道与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1926年“金岳霖先生接受了学生沈有鼎的建议,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主任。”
[11] 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311-322页
[12] 见《沈有鼎文集》第一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777页
[13] 见《熊伟文集-自由真谛》384页,199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该书中还提及张颐先生1935年休假,去德国探望学生时“拜访了国际大师胡塞尔教授”,
[14]沈有鼎的弟子刘培育先生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的人民书城-学者风采栏目中发表的署名文章《沈有鼎:着名数理逻辑学家》中云:沈有鼎曾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只此一句话,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15] 黑体为笔者加的——靳希平
[16]见《沈有鼎文集》539-541页。
[17]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511页
[18] 同上书,557页
[19]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9页,英文见该书15页。
[20] 黑体为笔者所加。
[21] 《沈有鼎文集》551-552页。
[22] 《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70页,73页~75页。
[23] 张祥龙:“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9月,335页`~350页。
[24] 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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